黄石发挥审计监督“探头”作用，深化医药腐败“刮骨疗毒”

[67] 《孟子·尽心上》：尽其心者，知其性也。

且三爻动，占两卦之卦彖辞，仍以不动者为主。言其二阴不动四爻动者，则未见有之。

[20] 杜预认为这里的筮例记载了两次分别用二《易》和《周易》进行筮占的情况。（《国语·晋语四》）尚秉和先生、高亨先生等人也将泰之八归为六爻不变者。按此，则言之八者为不变之爻止在上卦或止在下卦，而言皆八者为不变者上下卦中皆有之。首先，关于此筮是否属于《周易》系统的问题前文已经说明。[⑨] 《春秋左传正义》，影印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42页。

其二，言八而非七者，不变之爻皆是阴爻。即便说艮之八如斯，那么另外两处难道也恰恰多八吗？贞屯、悔豫按照春秋易筮的一般体例其实就是屯之豫，这里涉及卦变自不必说。其中最显著的便是韩非子的计算社会论。

很显然，就人际关系的矛盾来看，仇与怨分属两个不同的阶段和层面：怨是矛盾尚未激化或公开化的状态，仇则意味着矛盾已经公开化、极端化。今人亦认为： 孔子的直有主、客观两层蕴涵，其在客观视角上有公正、无私或正当之意。(《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又道：万物莫不有对，一阴一阳，一善一恶，阳长则阴消，善增则恶减。宋儒程颢更进一步说：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

⑤当然，这种界分并不是说传统的礼、法本身是两种完全不同甚至对立的观念与制度体系，事实上，二者恰是相辅相成的，这在先秦时期儒、法两家的礼法学说中就已如此。仇往往是怨的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起初，朱用纯自名之为《治家格言》，后被人称作《朱子治家格言》《朱柏庐治家格言》，再后来逐渐被简称为《朱子家训》而与朱熹的《朱子家训》相混淆。(《新序·杂事一》)并表扬齐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蒋庆将公羊家对大复仇的论述，根据其内容的不同分为三种类型：1.国君复国君杀祖杀父之仇。那么，究竟什么是直呢？从《论语》中有关直的种种论述来看，直在不少场合都与率性、坦直的情感表达方式有关。

二、怨者以直解之 朱熹在《家训》中要求怨者以直解之，其意出于《论语·宪问》：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参见《辞源》，第1114页)而怨从心，似乎具有隐晦性、内在性、单向性的特点，是个体自我心理状态的投射与表现，被怨的对象往往不一定具有相应的情感或心理。而朱熹的《朱子家训》，立意更高，气象更宏大，更富有哲理。但所有的情感关系中，父子亲情又最为根本，是一切人情的起点和基础。

这一系的法家注重刑名法术，轻视人之情感需求，反对礼教，不仅与儒家大相径庭，也和重礼的管仲一系的法家不同。直之反为伪，必若教人以德报怨，是教人使为伪也。

孔子所论之直的理论依据显然是礼。认为臣为君、子为父报仇，在义上是一致的。

朱熹强调仇者以义解之，怨者以直解之，解仇之义同样也是解怨之直内涵的深化与升华。《礼记·檀弓上》记载： 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随之又以《左传》嘉偶曰妃，怨偶曰仇为据，说：仇为怨匹，亦为嘉偶。(朱杰人)朱熹告诫后世子孙：仇者以义解之，怨者以直解之，其理论背景和蕴意十分宏阔、深刻，尤其对待仇怨的态度和处理方法，颇令人思量。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因此，有了阴与阳的对立便有了仇，而阴阳之间的转化相依又必然会走向和。

既然通过复仇维系宗法伦理意义上的社会正义的行为慢慢受到质疑，这一原本合礼的行为就必然要因应时势的变化而进行调整，此即《礼记·礼运》所强调的礼以义起。但在东汉时期的一些文献里，却也存在着和解仇怨的思想，如《风俗通义》中对弘农太守河内吴匡的相关叙述：今匡与琼其是矣，剖符守境，劝民耕桑，肆省冤疑，和解仇怨，国之大事，所当勤恤。

其中以德报怨一语最早见《老子》六十三章：大小多少，报怨以德，老子出于谦下处柔、无为不争的理念，主张以德报怨。当代人类社会，经济蒸蒸日上，科技日新月异，人们的生活日渐便捷、富裕的同时，面临的压力却越来越大。

(《论语集解义疏》卷七)可见无论如何，以德报怨都不是消除怨恚心理的好办法，至少不是符合中道的好办法，最好的办法是以直报怨。(同上)在朱熹看来，父子相隐既是天理之当然，也是人类普遍情感的必然，这一举措完全合乎天理与普遍之人情，自然是至公而无私的。

春秋公羊学和《礼记》中所阐扬的复仇理念，则是在特殊的情境中为了维护宗法伦理与宗法制度所做出的不得已的选择，可以说是以直报怨的极端化延续，其终极目的乃是以杀止杀，以维护作为社会体系最高价值的和。报者，天下之利也一句中的报为：报，谓礼也。(《说文解字注》)因而许慎《说文解字》也解谊作人所宜也。(《韩非子·六反》)可谓无情至极。

(同上)皇侃则认为：所以不以德报怨者，若行怨而德报者，则天下皆行怨以要德报之，如此者，是取怨之道也。(《论语集注》卷七) 在朱熹看来，以德报怨其实是出于刻意为之的私心，有违大义。

《左传》中也有礼以行义(《僖公二十八年》《成公二年》)、义以出礼(《桓公二年》)的说法，都说明礼是义的具体呈现与形下实践，义则是礼的形上升华和依据，因此人们又往往礼义并称，并以之构成人之大端，即使礼虽先王未之有，也可以义起也。(《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这在《礼记》中也早有体现，如《礼记·丧服四制》：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以及《礼记·礼运》：故圣王修义之柄、礼之序，以治人情。

(冯友兰，第252-253页)可见仇必和而解，强调的就是以和而不同之道在对立中求取辩证的统一。(《论语集注》卷七)直就是指大公无私。

又如前所述，直的理论依据是礼，而《礼记·礼运》说：礼也者，义之实也。将臣为君讨贼与子为父报仇并置。2.仇必和而解 仇的初始意义是指事物间的两两配应或对立关系，仇恨意涵实属后起。而无论是儒家的礼还是法家的法，都是指明确的行为规则，以直报怨中的直对礼尚往来式公平正义的追求，所体现和强调的也是基于此。

乌可乎？ 此说是从怨恚心理的合理解决的角度出发，认为怨期于忘之，而吾心不能忘怨，人若有了怨恚，是无法轻易放下的(当然，能自行放下也是好的)，要妥善解决怨恨，就必须使之适当地发泄出来，不至于匿怨。《左传·昭公二十年》中，晏婴则进一步认为，和是事物间的济其不及，以泄其过，以及人的以平其心，心平德和等，强调的是和对社会与人心具有重要的调节功能。

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至于以德报怨，孙希旦说：以德报怨，则天下无不释之怨矣。

他举例说：如吕晦叔为贾昌朝无礼，捕其家人坐狱。3.义的性质与实践 孔子所讲的以直报怨，强调的是根据正当性原则将怨解决于激烈与公开的冲突发生之前。